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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李志远:张敢闯与他的红宝书
发表日期:2012-06-15 10:29:57 | 来源:健康123网 | 查看:

  说起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红宝书”是给我们留下的记忆是最深的,它是一个时代的烙印。从中央领导中仅次于伟大领袖的二号人物到社会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人手一本红宝书,言必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红宝书是那么神圣,语录是那么万能。如果在某个随意的环境牵强附会地引用上一段“语录”,所有的人会马上肃然起敬,如同姜昆和李文华所说的相声“如此照相”那样起到相当的轰动效应。站在现在的角度上看实在是一场闹剧,但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因为是放之四海而皆中,凡是照相留影必是手持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做出一幅飒爽英姿的姿态;凡是遇到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激动心情,势必是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形成一片红色的海洋;即使是一对新人喜结连理,到家祝贺的人甚至是自己的亲友兄弟姐妹所拿的贺礼也都无一例外的是人手一套毛选四卷。刹那间,新房里边堆砌了一堵红色的书墙;一件集体活动之前,必须首先集体朗诵语录,就连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进行惩罚性的劳动改造前也要首先高声齐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本红宝书是那么神圣,犹如一件万能的护身符。始终伴随人们的一言一行。犹如现在人们出门不可能忘了带手机一样,不管干什么,首先出现的是红宝书。

  在农场,傍晚吃完饭以后的这段时间是我们最惬意最放松的黄金时刻。我们可以利用饭后的这段宝贵时间洗洗衣服、整理整理内务、给家人写上一封家信,或者干脆是忙里偷闲地和几个队友聊大天。但每天只有宝贵的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钟声一响,我们就得参加政治学习了。

  白天从事着单调但没有效益的简单劳动,为了保证坚定的政治方向、旺盛的革命意志,辛苦了一天的人们晚上还要参加那单调乏味、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在农村是没有星期天的概念的,而所谓的政治学习也就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地进行着绝不间断。所谓的学习只不过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出身贫苦或者是政治上激进而掌权的所谓造反派发泄的一个平台。他们唾液四溅,从报纸上或者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一些政治名词从他们笨拙的嘴里滔滔不绝地蹦出来,里面还不时地参杂着他们个人的恩恩怨怨。有一天他们或许也感到乏味了、疲倦了,就找一些报纸、杂志上的社论来读。好在知识青年多,读文章不成问题。但被生产队长或文革小组长钦点读文章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政治待遇。

  天气闷热,远处的黑云犹如波涛后浪推前浪地翻滚着,没有一丝风。队广播室那几张破旧不堪的唱片,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播送的依然是着大家详熟的八个样板戏中的某段。突然,广播中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通知。“同志们,战友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根据场革委会的安排,乌鲁木齐盲聋哑学校的红卫兵张敢闯到我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晚上九点政治学习时间,准时在会议室集中。同志们,战友们……”。

  是他吗?张敢闯这个熟悉的名字一下子将我拉回1967那个惊心动魄的时代。在那个年代,革命的豪言壮语让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发狂。张敢闯是盲聋哑学校的一名相当于初级中学的学生,因为是盲人,年龄较同级的学生大一些。当革命的烈火燃烧到了大西北,席卷了所有的学校时,同时也震撼了这些两眼一抹黑的盲人。他们凭借那两只敏锐的耳朵,从狂轰乱炸的各单位大喇叭里扑捉到了一抹信息,有一股势力想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想让我们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回到那万恶的旧社会……疯狂的政治宣传和年轻的革命热情裹挟者他们,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之中。

  毕竟是一群盲人,贴大字报和上街游行多有不便。他们就利用自己的长处,熟记毛主席语录。一张因看不见而锻炼的能讲善辩的嘴,再加上脱口而出的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也颇有一些英姿飒爽的味道。因此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里,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为了表明自己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刹费心思准备一些所谓的理论,口若悬河地梦想有一天能说服对方,这就是日复一日,旷日持久的革命大辩论。双方翻过来复过去说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话、套话,日子久了,势必产生了一些反感,因说不服对方而恼羞成怒,再加上火气正盛,免不了做出一些动手动脚的事来,从动口不动手的君子变成了相煎何急的仇人。亲不亲,观点分。只要观点一样,哪怕从未唔面也是亲上加亲。如果观点相悖,哪怕是夫妻,也要拳手相加。所以就出现了以南门为界,被冠名以保守派的红促会观点的人大都住在城北,自封为造反派的红二司观点的大都住在城南的割据局面。这就使我有了认识张敢闯的机会。

  当时,出身不好的我,在学校里确实没有我们说话的机会。因有器乐演奏的特长,又是老高三的学生,颇有一些文采,我被推荐参加红促会的文艺宣传团。我干脆乐得其所,躲开了两派峰争的是非之地,从此便成了一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战士。宣传团住在当时八一中学的“秋收起义”楼(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性,当时所有的建筑物都被冠以革命的称呼)的北头,有一群来自市聋哑学校的学生住在“秋收起义”楼的南头。我们和他们时不时也会差肩而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永远是一种打扮,一套洗得发白的仿军装(就是用黄色的布仿照军装的式样做成的军便服),右手持一只盲杖不断地在点探着路障,左手腋下毫无例外地和全国人民一样夹着一本“红宝书”。由于对方是盲人,谈不上认识也没有过深的交往。

  我说的张敢闯们的这本“红宝书”给我的记忆尤为深刻是因为它的与众不同,这本书比现在的A3纸略小,大概是一块半砖的厚度。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一本盲文语录。他们读这本语录时,一只手扶着语录,另一只手迅速在书面上滑动着,眼球深陷的眼睛总是仰着头向远方眺望,那神态犹如一位读着圣经的牧师。

  有一天傍晚,听到楼的南头一阵混乱,争吵中夹杂着厮打的吼叫声。我们赶过去时看到一群戴着造反派袖章的人咿咿呀呀地打着手语,拉拉扯扯地把我们的邻居往楼下推。听旁边的人说,来人是聋哑学校的造反派,奉命要把住在这里的保皇派揪回学校进行批斗。冲突在混乱中不断升级。拉扯中少不了拳手相加。张敢闯们一手举起高呼着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手紧护着那本厚厚的盲文语录据理以争,犹如上甘岭的战士在守护着一面战旗。但毕竟来人势重,我们的邻居嘶哑的理论声渐渐被咿咿呀呀的吼叫声所淹没。他们被这些人连滚带爬地被推下楼梯,有的人干脆被连拉带拖地“装”进了车里。一场混乱的打斗最后以张敢闯们的失败结束了。晚上躺在床上,满脑子就是张敢闯那宁死不屈的样子,一手紧抱着楼梯的拐角,一手紧护着那本盲文语录,土黄色的仿军装在拉扯中被撕得七零八落,嘴角上挂着一丝丝血迹,毛主席的语录接连不断地从他那嘶哑的喉咙里涌出,眼球深陷的凹眼眶永远地注视着前上方,是那么的执着,那么地虔诚,仿佛祈祷伟大领袖能够显示出他的神灵,给这帮苦难的孩子以帮助……

  从此以后,他那一手持导盲杖,一手夹本硕大盲文红宝书,穿着一套洗的发白的旧仿军装的战士装束,永远注视着前上方的不屈不挠的神态,伴随了我十几个年头。

  随着岁月的流失,这些奋不顾身投入“史无前例”的年青人不但长了年龄,他们还长了头脑。面对今天打到的这个集团,明天打到的那个集团,今天经过钦点的副统帅明天就变成了“571工程”的策划着,权利至高无上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转眼间就变成了篡党夺权的四人帮。他们开始迷惑了,到底谁是真真的的革命者。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闹剧持续了几个年头后,所有为捍卫伟大领袖而自发组成的各种群众组织始终没有分辨出谁比谁更革命一点。人们开始彻底厌倦了眼前的一切。

  当时政府面对的最主要的现实问题是:青年人,这些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的精力永远是那么的旺盛。几年下来,他们逃脱不了生理自然发展的规律,长大成人的他们需要工作,需要给父母分担困难。生存的现实和生理的欲望需要他们承担一些责任。但多年来“抓革命”的结果是经济基础异常脆弱,真正的工人都不进行生产,那有他们的位置。几千万年青人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四处游荡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伟大领袖充分利用了他的威望,将这个蠢蠢欲动人群洒向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各个角落,青春的骚动慢慢平静了下来,他们逐步地在思考中走上了理智。

  一阵嘈杂的声音将我从回忆的思绪中拉回到了现实。顺着人们的眼光望去,在队长、妇女主任的陪同下,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食堂方向向我们走来。是他,惊讶的我一下楞到了那里,世界真小呀,想不到梦魂萦绕着我好几年的张敢闯就活生生在我的面前。虽然我觉得嘴在一张一合,但什么也没说。他不认识我,他也不知道同样一颗年轻的心多年来一直记挂着他。

  随即,所有队上的社员、知青跟随着他向那个被称为“会议室”的大房子走去。我们几个人轻车熟路地走到老地方习惯地依墙而杵,“会议室”里没有坐的地方,要想坐就得自己带小板凳,为了省事,一年多来我们已经当地农民那样练就了一身“蹲功”。就连吃饭时也会象老农民端着饭碗走家串户。利用队长点名的间隙,我便仔细打量着我的这位老战友(从“观点”上分我们都是保王XX的)。从打扮、神态上看一点都没有变,唯一有些异样的是,岁月留在脸上的沧桑,嘴角上已经浓密地长出了象胡须一样的绒毛,他长大了。

  “下面由张敢闯同志为我们宣传毛泽东思想”,随着队长的一声宣布,张敢闯进入了角色。只见他打开了毛主席语录,右手在上面迅速地滑动着,毛主席的教导就从他的嘴里源源不断流淌出来,实际上他根本不用利用触摸来提醒自己,凭张敢闯的基本工,那本语录的名言警句早已倒背如流。而这一切好像只不过是一种表演的程序和道具。时而,他神奇地从那个已经看不出颜色的仿军用书包里拿出一个口琴或者是一支笛子,像模像样地吹上一段语录歌或者是样板戏,再念上一段最高指示,有时还会亲自唱上一段,现在回想起来,那声音真还有点多年后风行一时的新疆歌手刀郎的沧桑。两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张敢闯在大家的掌声中不断地鞠躬,涨红的脸上流着汗水,充满了兴奋和自豪。

  不知道张敢闯是什么时候走的,晚上去了哪里,队里是否用拖拉机或马车送了他,但这次意外的相遇一幕接一幕地陪伴了我好长时间。后来,听外队的知青说,张敢闯那段时间甚至走遍了农场所有的生产队,如此辛苦地走队窜村,一方面是执著地延续着昔日的追求和信仰,另一方面在人们都失去了往日高涨的革命热情但尚未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当时,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能吃上一顿热饭。晚上有一个能够供他休息的地方。原来他做的这一切已经成了他生存的一种手段。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山下乡的知青通过各自的手段陆续离开了曾经战天斗地的农村,那场闹剧逐渐收场,知识青年开始返城了。一些出身好且有关系的人当上了兵,一些缺少过硬关系的普通人也被招工到了三线工厂,而象我这种出身有问题的人只能靠自己的表现和努力,去寻找一条生存之路。好在老天有眼,凭着自己的能力和特长被抽调到了昌吉市的文艺宣传队,后来又当了老师。当我的一切逐步走上正规时我已经是年近30的人了。

  记得是1976年的春天,有一天在乌鲁木齐的红山市场,因办事而耽误了吃午饭的我,急匆匆地想在解决一下肚子的问题,当我点好了一盘凉面,几串烤肉正要入口,突然一个熟悉而又遥远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撒上个捏贴”,我猛地一回头,天哪!竟然是他,张敢闯。他依然是那身打扮,头上一顶洗得看不出什么颜色的仿军帽、十几年不变的仿军便服破旧不堪,右手拿着探路的盲杖,左手腋下依然夹着不知修补了多少遍的“红宝书”,一双塌陷的眼睛期盼地遥望着前上方……我不禁鼻子一酸,禁不住伤心的的热泪夺眶而出。这就是那个英姿飒爽的盲人红卫兵吗?这就是那个一直追求着革命理想而又为之奋斗了近十年的战士吗?一个为了捍卫所谓信仰而战斗不息的残疾人居然落到了这个地步。我迅速地从口袋里拿出了钱包,从里面抽出唯一一张最大面额的十元钞票塞到了他的手里。仓惶地逃跑了。仿佛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仿佛眼前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张敢闯。但他的经历和他的形象却始终在我的脑海里萦绕。在很多谈论起那个时代的场合,我都不由自主地讲起了他,张敢闯和他的红宝书,讲起了我和他的相遇、我和他的巧遇以及我知道的他的遭遇。

  就在我下定决心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的时候,一位和我一起下乡的挚友又给我说了一段张敢闯的后来的消息。说是文革结束以后,盲聋哑学校将没有完成学业的学生召回了学校,进行了简短的恢复培训以后,就让他们各奔东西了。张敢闯曾在一个治理软伤的按摩店里打工,因有女顾客投诉,他在按摩的过程中有不当的猥亵行为,而被辞退甚至判刑…….听完了这段事情的接续后,我一下子懵了,心中默默地祷告着,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传说中的这些遭遇不会落到他的头上,因为他是一个刚强、执著的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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